语文教育家叶圣陶说，作文就是说话。其中有两层意思：其一，要有话说；其二，话要好好说。这儿只谈谈后者。如何说话才算好呢？能激活读者大脑的话便是好话。如何激活读者的大脑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想想读者的大脑究竟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即是说，我们首先要研究读者语言解读背后的生命状态。

　　笔者以为读者的生命状态主要体现在四方面，简述如下：

　　其一，大脑机能自主化。心理学中信息加工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大脑及感官的运行流程分三步：接受刺激、进行加工、传导兴奋。因此，大脑工作的状态是积极的、自主化的。如果输入大脑的信息简单或陈旧，大脑便很难获得自主加工的快感，甚至陷入疲惫。看一遍《天鹅湖》，大脑获得快感，但看三百遍，大脑便只能进入消极的抑制状态。因此，好的语言总是留给大脑自主加工的空间。《红楼梦》(48回)中香菱说“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王维诗)，“白”“青”两字“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可见这两字所留下的加工空间！“这个女孩长得一点不漂亮”自然就不如“这个女孩长得一点不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因为后者需要大脑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进行加工才能获得“不漂亮”这一信息。而这一加工过程给了大脑快感，因为满足了大脑“机能自主化原则”。“峨嵋山月半轮秋”较“峨嵋山秋月半轮”有诗意，也正在于语序的倒错而使大脑有了自主加工的快感。

　　其二，信息刺激陌生化。这是“大脑机能自主化”的延伸。陌生的信息输入大脑，大脑进行的“自主化”加工就更富有挑战性，自然也就更易获得快感。因此，我们的文字应给读者大脑输入新鲜信息，第一个以花喻女儿的，是天才，第二个则是庸才，第三个只是蠢才；诗词中同是说“山”，便有“青山”“碧峰”“翠峦”“黛岫”……诸语，说“夕阳”，便有“落日”“晚照”“夕照”“夕曛”“斜阳”“余晖”“残照”“残阳”……诸语，这并非骚人墨客游戏文字，而是自发地运用了“信息刺激陌生化”这一原则。

　　其三，思维模式立体化。中国人的思维不同于西方人，西方人长于流线型的逻辑思维，而中国人更喜欢立体化的形象思维。《周易·系辞上》中有这样一句话：“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立象以尽意”正是我国浩瀚诗文基本的“立体化”思维模式的最好概括。诗言志，而志不直言，巧借“象”言之。马致远想说羁旅之苦，便列举“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等象助其言之；读者借助“断肠人在天涯”一句的提示，去感受这些象，自然心有戚戚，感同身受了。文载道，而道不直说，常借比喻或寓言言之。诸子百家文，无不如此。一部《庄子》，寓言(含喻)就占十之八九。先秦而下，《诗经》，汉赋，唐宋华章……《围城》……亦无不如此。又如“鹰鼻”的表现力自然强于“勾鼻”，“鹅卵石”也强过“垒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中，一个“绿”字，以形象的“色”激活大脑，使满脑里皆是光鲜春色，又恍若眼前，尽得风流；而将“到”“满”……易“绿”字，大脑便只能知道江南皆春而无余韵，正如囫囵吞枣，知枣而无枣味，因为思维没有获得“立体化”的满足。

　　其四，认知选择情感化。个人在物质的及社会的环境里，选择对象形成认知。在认知过程中，个人重视的首先是符合其欲望、情绪的对象。因此，读者更愿意接受情感化的主观性语言。“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的表现力自然强于“绿色的邮筒立在街的对面”。“云破月来花弄影”中，“弄”较“摇”好，原因在着一“弄”字，花不复花，影不复影，花影皆性情中人也。

　　当然，这四方面并不是割裂分立的，相反，它们是浑沌的、整体的、综合的，相互包容而化为一种生命状态。

　　我们的文字正需要“迎合”读者的这一生命状态。如何“迎合”呢？作者应具有同读者一样的生命状态！写作与阅读不就是两种生命状态的交流、碰撞、沟通吗？而作品不就是这两种生命状态相遇的“场”吗？也就是说，作者只有激活自己的生命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下创作出作品，这作品才能去激活读者的生命状态。

　　为此，笔者提出这样的语言传达总则：有话不直说，换个说法说。

　　“话不直说”，读者的大脑便有了“自主化”加工的机会；“变个说法”，读者的大脑便获得了“陌生化”“立体化”“情感化”的信息。这样，读者的生命状态便被激活了，从而获得语言的阅读快感。从前文所举例，不难理解这一传达总则。这一总则下，笔者又演绎出六项技术：

　　其一，联比。联比便是“立象尽意”的怪常之法。作者有话要说，但不单调直说，而是借助联想和想象以相似、相类或相关甚至相反的事物或情景作比，使道理和形象相得益彰，从而使自己的话变得有趣、易懂、形象。具体而言，包括比喻、对比、类比、映衬等手法。欲说女儿腰如何纤细如何婀娜，蠢才直言腰围几何，天才则联比为“杨柳腰”“水蛇腰”之类。再看下面两个句子：

　　1. 20世纪快要过去了，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回首百年往事……

　　2. 20世纪的帷幕正在我们头顶徐徐落下，站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驿站，我们回首百年来并未如烟消散的往事……

　　比较两组句子，我们会喜欢第二句。因为第二句形象可感，颇有文采。究其根本，正是有话不直说，以联比之法说出的精妙处。

　　其二，泛灵。有一种哲学学说——物活论，它认为一切物质都具有生命的特性，首先是有感受性，有感觉和知觉的能力。物活论正确与否并非本文所要论证的，但一个作者作文时，却应该有“物活”的意念，即相信“万物有灵”。惟其如此，作者的灵魂才可能与笔下万物交流情感，心与物相知，达到不知庄周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庄周的境界，文字自然就灵动可感。古代诗人观飞雁而起愁，睹落花而见伤，固然脆弱了些，但也正是这种“物我合一”的认知方式造就了一些优秀诗篇。请看下面两个句子：

　　1.夏季的豆荚长满门的四周。

　　2.夏季的豆荚挤在门的四周。

　　第二句生动些。表面看，只是换了一个词，而实际，却是反映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方式。第一句的豆荚死掉了，因为它与作者没有情感交流；第二句的豆荚则有灵魂了，作者将其当作“人”来交流，所以，作者用一个“挤”字表现出豆荚的可爱，豆荚也不辜负“知遇之恩”，助作者传达了愉悦的心情，这“挤”字，做是做不出来的，但有了“泛灵”意识，却能不假思索，自然流出笔端。我们的文章枯干生涩，多由于极度缺乏“泛灵”意识。

　　其三，换元。数学中常用换元法将问题简捷化，其实换元思想并不单是运用在数学领域，神经学家为研究人的神经而用白鼠做试验，生活中用塑料替代木头做桌子……自然，我们的文字也可借助换元思想而增色。因为换元可以给读者大脑输入新信息，激起大脑的“自主化”加工。不妨看下面两组句子：

　　1.我的生活还是老样子。

　　2.我的生活“涛声依旧”。

　　两句情趣完全不同，第二句见达观，形象感强，读者大脑获得“自主化”加工的快感。借流行歌词、成语典故、诗文词曲等来换元，语言的厚重感甚至文化感也就有了。

　　其四，倒错。汉字是世界上是美妙的文字，有时仅仅是倒错一下词句的语序，尽管表意并无多大差异，但情趣、意味则完全变了。“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倘若将莎士比亚这句名言倒错回正常语序，即“女人啊，你的名字是脆弱！”，则高下自分。前文所举的李白诗句“峨嵋山月半轮秋”之所以诗意盎然，也正是倒错的作用。其实，诗歌中常借助倒错获得新奇妙语。“黄叶蝉吟晚”是诗，而“黄叶晚蝉吟”只是文；“是你教我学会了敲女儿孩儿的门／于是我便来敲你的夜晚……”是诗，而“是你教我学会了敲女孩儿的门／于是夜晚我便来敲你的……”只是文。

　　其五，强化。强化其实是通过增加修饰成分或换取称谓将事物细化、形象化。举例便知，“一只狗”自然不如“一只卷毛狗”形象，而“一只黄色的卷毛狗”自然又具体些。“一束花”不如“一束玫瑰”，“一个滑雪者”不如“一位含苞欲放的滑雪少女”。又如，“她在巴士上专心致志地读着书。”这一句不能为我们提供除现成文字之外的任何信息，但，如果将书的名字写出，我们就可以对她的性格有所了解，读《围城》和读《第一次亲密接触》的高下自然不同。

　　一根毛线，两支竹签，可以织出各样的毛衣；几粒石子，几条经纬，可以下出像人生世相一样复杂的棋，更何况我们拥有几千上万的汉字呢？掌握一些实用的技术，写作便不再“谈虎色变”。但是，若以为技术就能拯救一切，那便是泥而不化。因为写作背后生命状态的获得才是写作的根柢。而养根之法在于三种对话：

　　一是通过阅读与大师们对话；

　　一是通过参与与生活对话；

　　一是通过灵魂让原我与超我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