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高考造假的主要形式是冒名顶替，假学生有的拿着购买来的录取通知书，凭假准考证和身份证报到；有的则是找枪手参加高考，录取后以本人的名义报名入学。根据经验，复查考试得分在20分左右是一个临界点，尤其20分以下为“重灾区”，10分以下基本都为重点复查对象。 （见2007年10月29日《中国青年报》）

高考在中国，用学者许纪霖的话来说，既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既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狱又是天堂，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但凭心而论，在中国所有制度里面，高考是最公正的制度，最少腐败的。一方面，高考就是选拔人才，人才至上是高考实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高考又担负着非教育的使命，要满足社会流动的需求，让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些合理的机会、平等的竞争，所以公正至上是高考形式和程序的合理性。这两个合理性一直冲突不止，难以找到一个支点平衡起来。

比如，有个相关高考制度的民意调查说，50%多的人对现在高考的内容是不满意的，但是70%多的人认为这套制度还得继续下去，因为它还是公正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还承担着一个非教育的使命，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按照知识的标准来选拔精英，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一个社会流动的使命，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刚性的考试制度，让底层的精英有可能往上流动，特别是底层、内地的农村这些人一个希望，也就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希望。

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高考制度，对于冒名顶替和找枪手替考的造假新生是极具诱惑力的。对于这些造价新生而言，人才选拔的合理性自然是名存实亡的，但是社会流动的合理性确实实现了，毕了业，就有了令人羡慕的新起点。因为，即便是在含金量较高的公务员岗位上，也有开开票、盖盖章、听听电话这样与人才至上毫不相干的岗位让造了假的大学毕业生，优哉游哉地工作得舒服，生活得滋润。

尽管现在高招录取管理越来越完善，不像过去可以1：1.2去招生，里面还有花样，今天有电脑派位所形成的公正，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假新生的存在还是给高考制度当头一棒。因为打假的成本很高，每年除监考费、试卷费、阅卷费以外，每揪出一个假学生，按一个学生平均每年6500元（包括政府拨款）来算的话，第一年查出15个学生，4年山东经济学院就损失几十万元，所以，不少高等院校的打假积极性是值得置疑的。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国外普遍实行的“宽进严出” 教育制度，这使他们的文凭普遍含金量很高，而我们在高等教育中广泛实行的“严进宽出”却批量生产了含有大量水分的文凭。其实，造假新生搭乘的正是这项制度之车。倘若我们不与国际接轨，实行“宽进严出” 教育制度，将来只能是自毁高等教育长城。

需要警惕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唯一一个“宽进严出”的自考教育呈现滑坡现象。笔者手头有一组数据，2006年高等教育自考总规模比2005年减少39万人次，其中，自学考试学历教育全年报考人次同2000年的1340万相比，减少了390万（2007年9月20日《钱江晚报》）。个中缘由，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