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49

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风雨飘摇中欲图振拔的清政府诏准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此诏书宣告了有着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

科举废除之前，洋务求新人士已经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像北京清华大学、京师大学堂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公学等现代高校。但收效甚微，大抵其时士人多以为新学堂是旁门歪道，要是放弃科举，读了这样的学堂，出路都是个问题。科举既废，为大众观念的革新奠定了基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为行文方便，以下一律简称“高考”)施行各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各自为政，各家独立自主命题，虽然老学究们有时还会开开倒车。

比如，北平一所医学院招生，国文考试题目是《卞壶不苟好时论》，题目出自《晋书》。可是，立志做医生的学生又有几个读过《晋书》呢？只好全体交了白卷。

不过大势所趋，新式考试的地位已无可动摇。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年轻时也曾经参加过科举，蔡元培还是翰林，但他们都主张“兼通新旧，融合中西”。在蔡元培掌校(1915年)之前，用冯友兰的话说，“北京大学基本上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学校”，但考试制度似乎已非常新潮。

当时北大的高考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别的不考，但中文和英文总是逃不掉的；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则要考数学。

和现在一样，当时的高校也有名额的限制。

1915年，梁实秋考清华时，直隶省的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的差不多有三十几个人，初试先涮下二十几个，留十名，复试再淘汰一半，遴选出五名。梁实秋虽然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却顺利地进入第二轮。直隶省省长朱家宝在自己的府邸内考起梁实秋等十名考生来。作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和八股文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看来，当时清华的改革较之北大，还有不小的差距。

当时，自主招生的大学在招收学生上还是相对宽松和灵活。1929年，钱钟书和他弟弟钱钟韩一起参加清华的高考。钱钟书数学考了15分，要不是校长罗家伦赏识钱钟书的国学和英文，竟要被拒之门外了。

钱钟书的例子也不是当时惟一的个案，1922年，还有个叫卢冀野的学生考东南大学，数学更差劲，考了个鸭蛋，但因国文满分，而被东南大学破格入取，轰动一时。

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不断的时局使得中国的大学教育大受影响，但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大多高等学府基本上依然保持了由蔡元培、梅贻琦等人呵护培育出的现代大学精神，在招生考试制度上，也大致沿袭了各高校单独自主招生的传统。

1949-2005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用胡风当年的诗句来说，“时间开始了”。华夏大地上的诸多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院校招生制度也迅速发生了变化：

1949年，高等学校沿袭过去单独招生的方式。

1950年，同一地区高校联合招生。

1951年，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

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首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废除科举制度后一直施行的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彻底宣告结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废除高考，高校停止招生。

1971年高等学校逐步举办试办班，恢复招生。招收的新生初中毕业即可，但须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废除招生考试，改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工农兵大学生”就是该非常时期的产物。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就是一位明星式的“工农兵大学生”。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

1977年8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一次有四十多位教育界著名人士及官员参加的“神仙会”上决定：立即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

这是结束“十年浩劫”后，在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事。

1977年，新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一个奇观：为尽速弥补“文革”给高等教育带来的耽搁和损害，决定在当年冬季就进行大学招生。于是，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神州大地就有了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总人数达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之多。

中国人的大学梦在此次的大考中获得了最彻底而淋漓尽致的展现。它有太多的故事，也太令人回味。

著名导演张艺谋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在此之前，他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后又调进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张艺谋带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去报考摄影系，却因年龄超过两岁而未获准考权，他怀着最后一线希望给素昧平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求学信，还附上几张能代表自己摄影水平的作品。这封信居然发生了效力——他被破格收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上世纪整个80年代，大学生被名副其实地称为“天之骄子”，身上布满了神秘而神圣的光辉。

与“天之骄子”不无联系的另一个词是“黑色7月”。7月是中国高考的月份(自1979年到2003年)。不知具体从哪一年开始的，高考变得越来越充满歇斯底里的气息。千万学子的十二年寒窗，就是为了7月7、8、9三日的“决战 ”。

因为全国各地区发展程度不同，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虽然实行了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各地之间录取率、录取分数线有很大差异，由此引发了“高考大移民”现象：一些考生从录取率低、录取分数线高的地区通过“移民”转到那些录取率高、录取分数线低的地区参加高考。目前，“高考大移民”现象依然在各种争论中顽强地存在、发展。

1999年对于许多考生和家长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该年，全国高校招生数在1998年208万的基础上激增加了22万人。此举大大扩展了高等教育的受众面，但也引发了关于“教育质量下降，大学文凭是否贬值”的激烈争论。目前，扩招正如滚雪球一般愈演愈烈。

此外，近年来出现了系列高考单独命题的试点改革，2005年，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13个省、市(直辖)实行了高考单独命题。

张开济

建筑设计大师，南京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1931级

一切顺其自然

“我看报纸上说，好些家长又是给孩子定出租车，又是租饭店，大动干戈。其实很没有必要的。我的父母当年没有管我，我儿子高考时，我也没有管他们，一切顺其自然。”

第一次到北京的人，很少有不去天安门的。到了天安门，几乎没有人不慢下脚步，注视天安门观礼台。

天安门观礼台的设计者，正是已经94岁高龄的张开济老先生。

张开济是新中国的一代建筑大师。除了天安门观礼台，他的作品还有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中央民族学院、中国高等教育部、全国总工会等工程。由于成绩卓著，15年前，他被建设部授予“建筑设计大师”称号。

“我是1931年从上海考到南京中央大学的。”让张老先生回忆自己当年的“高考”，的确有些勉为其难——毕竟那已经是74年前的旧事了。她的夫人在一旁说：“他现在记忆力差得要命，刚告诉他一件事情，一转身他忘记了。”

张家家学渊源，张开济先生的父亲是复旦大学建校后第二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学贯中西，他先是教书，后来受聘于上海文史馆。

“当时我的父母是不同意我考建筑系的，他们认为经济对男孩子来说很理想的专业，对未来发展比较有保证。经济系毕业了，好去银行里面工作，这样的工作是有保障的‘铁饭碗’啊。”张开济先生回忆道，“可是我对父母说我喜欢建筑，他们就让同意我考考看。当时只有中央大学才有建筑系，所以就报考了那里。我估计，当时我父母的想法是，如果我考不上建筑系，我只能死心塌地回来考经济系。”

结果，天未遂父母之愿，张开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建筑专业。

“我父亲很不高兴。是母亲送我去的南京中央大学。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我母亲当时很年轻，中央大学的老师看见我们母子，还以为我是来送我母亲上学的，赶紧对我们说，女生宿舍还有的。”

张开济和张永和是中国建筑史上罕见的“建筑父子”。而对于自己的儿子的高考，张开济先生似乎并没有过多的要求：“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小学文化程度，一个是高中文化程度，他们都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当时比较担心老大，小儿子的‘底子’相对要厚实一些。结果老大考上了经济学院，老二上了南京工业大学——恰恰是我当年上的南京中央大学。后来，老大张保和在耶鲁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后学位后定居美国，老二张永和也在美国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并且在美国4所著名大学执教。”

到了90多岁，张开济老先生才有了孙子，虽然目前还不用考虑到孙子的高考问题，但他对现在的家长对孩子高考问题的焦虑和各种匪夷所思的做法不以为然：“我看报纸上说，好些家长又是给孩子定出租车，又是租饭店，大动干戈。其实很没有必要的。我的父母当年没有管我，我儿子高考时，我也没有管他们，一切顺其自然。”

顾晓鸣

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级

当年，我的高考是幸福的

“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心里挺无所谓的，当时觉得被上海戏剧学院录取肯定没问题，所以七个志愿都填的是复旦大学，复旦新闻系、中文系、历史系、历史地理系、经济、哲学……就这样一路填下来。”

外滩记者刘牧洋／报道

1962年，顾晓鸣17岁，上海市62中学的高三学生。

这个平时经常不交作业，有点“吊儿郎当”的孩子在学校里很活跃，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参加话剧组表演和绘画上面。他一心想考上海戏剧学院的舞台美术系，因为“舞台美术系又可以表演话剧，又可以画画”。

艺术院校的考试比正式的高考要早，关于那次考试，顾晓鸣记得很清楚：“当时上戏录取17名，一共有360个人报名。初试考的是美术，有60个人通过进入复试。”顾晓鸣进了复试，复试的题目是文化课和口试，这是他的长项，从考场出来的他信心满满。

紧接着就到全国高考了，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变化：从1962年开始，所有的艺术院校的发榜结果都推迟到高考之后才能公布。为保险起见，自觉被上戏录取毫无问题的顾晓鸣还是参加了高考，他选择了考文科。当时的志愿要先填的，他全部填了复旦大学，从复旦新闻系、中文系、历史系、历史地理系……一直填到哲学，七个志愿填得满满的。

考语文那天，顾晓鸣一看到作文题目的时候就乐了：“我那次真的是捡了一个大便宜，1962年以前的高考作文题都是很‘左’的题目，或者就是《我的爸爸》、《一件难忘的事》之类，发挥的余地不大。而62年的作文题是《雨后》，这个题目的文学性很强，考的是考生的文学积累，很多同学都愣住了，而我平时就很爱看课外书，知识积累得很多，非常占优势。”

考完试后的顾晓鸣很潇洒：“当时心态很放松，一方面是觉得上戏那边应该没有问题了，另一方面我们那个时候高中生毕业都是包工作分配的，并不是一定要上大学。”于是，他立刻又投入到话剧的排练中去。

成绩出来了，可惜，没能如愿考上上海戏剧学院。但有些失望的顾晓鸣却在一天早上8点多钟等来了他的第三志愿—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通知书。后来他知道，语文帮了他的大忙，作文92分。

今年60岁的顾晓鸣觉得他们当年的高考是幸福的：他从来没把高考当作个什么事儿，像后来许多人那样把命和前途都押在上面。他有时会在复旦的讲堂上问他的学生高中是如何度过的，大部分学生说的都是学习，只有一个说曾经在电视台实习过。对此，顾晓鸣称：“我当时就摇着脑袋想，当年我们其中最差最不会玩的孩子都自己装卸过矿石收音机呢……”

曹文轩

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1974级“工农兵”学员

我没有高考故事

“我的孩子高考的时候，总是叫苦。我说不要叫，你学到晚上11点，我们做家长的还来陪着你。可是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田里割稻子呢，又有谁端着牛奶在一旁候着？”

外滩主笔 俞悦／北京报道

一张口，曹文轩就说，他没有高考故事，因为他是被推荐保送的工农兵学员。

曹文轩一生感谢王德义老师：“她是我的恩人。如果没有她，我就上不了北大：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只有两种人生可能：要么始终和土地捆绑在一起，要么在地方上从政。”

曹文轩的人生奇迹，发生在他的20岁。他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员，既无权也无势，而且贫寒，这样的家庭背景。若没有特殊的才能，好运通常到不了他那里的。曹文轩总是在想，自己何时才能离开“牲口一般”的乡间劳作。

盐城不大，江苏省里下来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那里，只有一个。1974年某天，曹文轩接到一个电话，是北**律系的老师王德义打来的。她要他进城来见个面，后来知道那是个面试。由于业余创作，曹文轩在当地颇得名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个名额居然被他得到了。王老师见到曹文轩，对他说：“你去北大吧。”当时北大招生是具有优先权的，王老师最先把曹文轩的档案拿到手里，这决定了20岁的曹文轩的未来的命运。

“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并不像想像中那样一团乱的，也是很有章法的，事先要通过数学和物理的考试。由于名额有限，所以更难。”曹文轩说。

乡中子弟被北大录取，这在当地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同时也是巨大的荣耀。曹文轩清晰地记得，当时乡亲、朋友以及同学，凑了粮票和钱来，父亲还请木匠为他新打了木箱子，当时是雨季，等那箱子到了北京，便裂了一个大缝，足以钻进一只耗子去。

曹文轩被保送到北大图书馆系。学了1个月的图书分类法，便转到中文系去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开创了北大历史上转系的先例。大学毕业时，北大要他留校任教。曹文轩不干，回到盐城老家，结果北大一直按时给他寄发工资，“我整整领了一年半的工资，实在不好意思，还是回来了。现在让我去哪，我都不适应了，只能待在北大”。

在北大执教二十几年，曹文轩教出了一批如刘震云、陈建功那样的学生。谈到高考的残酷性，曹文轩觉得，竞争是现代社会正常而普遍的事情。要想让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平等自由的路径进入高校，那中国除了高考这种方式，没有别的办法。

“我的孩子高考的时候，总是叫苦。我说不要叫，你学到晚上11点，我们做家长的还来陪着你。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田里割稻子呢，又有谁端着牛奶在一旁候着？”曹文轩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苦难。有个细节总是被忽略，当下这个时代的语境，是个“享乐主义时代”的语境。我们这个时代，缺少了苦难教育，家长自己曾经经受的苦难，不愿意让孩子来承担，他们过分地渲染了孩子的苦。“但我认为，这种苦难，是不能省略的”。

“高校招生的名额就那么多，谁能上，谁不能上？谁能上名牌大学，谁不能？总是要通过考试决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竞争将永远反映在高考上面。”

李六乙

“人艺”导演，先锋戏剧的领军人物。

中央戏剧学院1982级

一看是通知书，我的脑袋就开始充血

外滩主笔 俞悦／北京报道

“我第一次高考，落榜了。”光头导演李六乙语调平和。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当时李六乙有着明确的理想，就是考哈尔滨军工大学，当物理学家。然而事与愿违，他的最初的梦想因几分之差而破灭。

第二年他在家待业一年，到了1980年，他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于是1980-1982年，他在家自学了3年。

整整3年，李六乙每天骑自行车到四川省图书馆——早上9点准时进去，晚上9点出来，1000多天，不敢间断。

泡在图书馆里的那3年，李六乙看了大量戏剧理论方面的书。80年代初，全国展开了“美学大讨论”，他的阅读开始涉及美学、哲学、历史等领域，他的大部分知识储备，都来自那个阶段。李六乙书读得越多，就越有自信。1982年，当他把自己的论文寄到中戏的时候，对考上中戏已经胸有成竹了。

那年的4月，中戏的熊源伟老师来到成都——他负责西南考区的招生工作。去之前，有人跟他说，四川有个小子论文写得很厉害，要他留意。“我那时年轻气盛，读了几本书就喜欢卖弄。我论文的标题是《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与中国戏曲之比较》，后来在考场上，我对答如流”。专业考试，李六乙是西南考区第一名。

“考试那天，我记得除了主考官熊源伟，旁边还有一位老师，一直默不作声。末了，他突然发问：劳逊《电影戏剧编剧》一书的精髓是什么？我答，强调意志冲突。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接着是作品分析考试。一帮考生们被带到电影院里，好像看的是郑洞天的作品《邻居》。我进去的时候，手上拿着纸和本，结果被后面的人一撞就找不到了。这时旁边有个人笑着说别着急，我帮你捡。我认出是考场上问我问题的老师。后来进了中戏，我才知道，他就是现在中戏的名誉院长徐晓钟先生” 。

论文和作品分析之后，李六乙被通知赴京参加面试。“面试包括小品、朗诵什么的。我根本不会考。那些北京考区的考生，都是专门请了老师进行了专业训练的，我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呀。”李六乙不记得当时得了多少分，他只记得他用成都话朗诵了一首诗。

等待结果是最折磨人的。“在考场上结识的那帮考生，文化课考试之后，来往频繁起来。到后来就开始传消息，人心惶惶的。有个考生的父亲是新华社驻成都记者，她的消息最多”。

到了8月底，李六乙的通知书还没有到来，家人就开始着急了。有一天，家在成都市川剧院的一个考生给李六乙打电话，说他的通知书地址寄错了。李六乙家在四川省川剧院里，结果寄到了成都市川剧院。这个小小的疏忽，着实折磨人。

“我跳上自行车就奔成都川剧院了，到那儿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张红色的通知书，我的脑袋就开始充血”。就这样，李六乙成为他们那个院子，甚至是那条街道上的第一个大学生。

郑渊洁

著名童话作家，拥有亿万读者，无高考经历

“考试是我的弱项，所以我特别怕考试。恢复高考那年……我的女友要求我去参加高考，我跟她说，我不去。她问为什么，我说那是自取其辱——我肯定是全国的负状元。”

外滩主笔 俞悦／北京报道

郑渊洁是个怪人。

20多年来，郑渊洁的童话书刊总印数已经超过7000万册。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童话作家。无论世俗的金钱标准，还是事业标准，他都站在“成功人士”之列。然而，当年他拒绝了高考。他的儿子也是一样。

郑渊洁22岁那年，国家恢复了高考。那些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去参加高考。郑渊洁当时有个女朋友，女朋友的父母要求他也去高考，郑渊洁死活不肯，女朋友因此跟他分手了。

“考试是我的弱项，所以我特别怕考试。恢复高考那年，我已经从部队复员，当了工人。我从小考试就不行，我记不住要考的内容。我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爱走神。比如我小时候，老师说水的事，我就会想到鲸了，接着我就想到一头鲸把一条船吃到肚子里去了，接着我就想到一个小女孩被鲸吞到肚子变成什么……就这样越想越远。等到该交卷了，我还没答完呢。我的女友要求我去参加高考的时候，我跟她说，我不去。她问为什么，我说那是自取其辱——我肯定是全国的负状元。”

娶妻生子，一直就是郑渊洁的梦想。没有什么事情比与女朋友的“分手事件”更能打击他了。郑渊洁从此发誓绝不参加高考，并且还要混出个人样来，让前女友的家人看看。

怎么才能不用通过高考也能获得人生成功呢？郑渊洁就坐那儿想，想的结果是——写作。因为小时候的一次命题作文的经历，让他觉得自己是全天下孩子中，作文写得最好的一个。“那次老师出的作文题是《我长大了干什么？》，别的同学写的都是远大理想，我当时想选一个很极端的职业，写我长大了当掏粪工人。老师一看，觉得这孩子有思想，就把我这篇推荐到《小学生优秀作文选刊》上了”。

从此以后，郑渊洁就感觉谁的作文都写不过他，开始喜欢上了写作。

郑渊洁拒绝高考，他的儿子也没有经历过高考。郑渊洁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校受教育，他亲自编写了50万字的教材，自己给孩子上课。前些年北京某报招聘的时候，他的儿子郑亚旗开着宝马跑车去应聘。郑亚旗对当时负责招考的总编辑说：“工资好说，只要能给我个车位就行。”这事在北京的传媒圈传为趣谈。

有趣的是，也许是由于逆反心理，郑渊洁的小女儿却因为喜欢学校而上了学。对此郑渊洁说，要是将来女儿参加高考，他也会和别的考生父母一样：“等闺女高考的时候，我就在在考场外等着，手里拎着一桶王八汤。”

俞敏洪

新东方英语学校校长。北大1980级

“第一年高考，我英语考了33分吧，差了5分……第二次参加高考，我进步了，外语考了55分。但是我报考的那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也涨了——60分，结果又差了5分。”

据说，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当中，有70%通过新东方走出国门的。

那些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新东方弟子，也许根本想不到——他们的校长俞敏洪先生，两次高考都是在英语上走了麦城，遭遇“5分滑铁卢”。

“第一年高考，我英语考了33分吧，差了5分。于是我回到农村干农活去了。”俞敏洪边干农活边自学，“当时农村还没有电灯，我每天在煤油灯底下学。第二次参加高考，我进步了，外语考了55分。但是我报考的那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也涨了——60分，结果又差了5分。”

面对高考失败的儿子，俞敏洪的母亲想方设法为儿子联系了城里的补习班。去城里补习之前，母亲对俞敏洪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考上最好，考不上也不吃亏。”

“本来第三年已经不打算考了，一是家庭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另一个原因是考了两年都没有考上，一般的农村孩子就放弃了。所幸的是，我母亲支持，我坚持下来了”。奇迹终于发生了，本来俞敏洪只是想考一个地方上的师范院校。结果， 1980年的第三次高考，他却意外地考上了北大。

于是，俞敏洪从江苏的农村来到北京。

这个经历，让俞敏洪总结出一个人生信条。那就是，如果一件事，你努力了，但没有成功，人生不会因此变得更糟糕；如果有成功的可能，为什么不去努力争取呢？

他还有一个著名的“揉面定律”：“人刚开始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也没有任何痛苦，就像一堆面粉，手一拍，它就散了。可是你给面加点水，不断揉搓它，它就有可能成为你需要的形状——虽然它还是面，却不会轻而易举地折断。你不断被社会各种各样的苦难所搓揉，揉到最后，结果是你变得越来越有韧性。”

俞敏洪喜欢插秧。小时候，每次插秧比赛，他都是拿第一。“实际上人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关键是在于两个差别：一个是你面对失败重新去做的能力，还有一个是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对于俞敏洪来说，考大学就跟插秧似的。

张越

中央电视台资深主持人。首师大1984级

她有两个永远：一是永远获得作文比赛冠军，二是理科永远要补考。那些文科老师看见她就眉开眼笑，而理科老师老远就皱眉头。

外滩主笔 俞悦／北京报道

“我上师大，完全是因为志愿填错了。”21年后，当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越回忆当年的高考结果时，仍能感觉到命运之手奇异的魔力。

张越说，如果不是上了师范大学，她现在也许会猫在某个编辑部里，蔫不答答地作一个文学编辑。

张越的父母都是职员，现在看来，他们是很早就深得西方教育之精髓了。重点中学，竞争激烈，但张越的父母并不干涉她的爱好。张越喜欢看文学书，他们就给她买回来，尽管家里的经济并不宽裕。对于成绩，他们也不像别的父母那样焦虑，高考的那几天，母亲只是交代张越的姐姐“中午给她弄点吃的”，班里同学有家远的回不去，她便带回家来吃饭。高考那三天，张越家中午总是很热闹。

在北京55中上学的时候，张越是个严重偏科的学生，当时她有两个永远：一是永远获得作文比赛冠军，二是理科永远要补考。那些文科老师看见她就眉开眼笑，而理科老师老远就皱眉头。

她清晰地记得，高考分数公布以后，有一天她在街上遇到数学老师。“我们老师差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他老远就大夸我进步很大”。其实张越当年的高考数学成绩是59分，这样的分数，在55中那样的重点高中，简直是奇耻大辱。

由于偏科，张越的高考选择显得有些狭窄，她的理想职业是作家和律师，而绝非教师。1984年的夏天，当张越接到首都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几乎晕厥。

“我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接着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心想要是做不了作家，做个律师也不错，所以第三志愿是中国政法大学”。谁料到，由于上世纪80年代教师待遇比较低，师范大学生源不足，所以规定师范类院校提前调档。而首都师范大学是张越的第10志愿。阴差阳错，就是这个第10志愿，导致张越的档案连北大、政法的面儿也没有见到，也使得张越的作家梦和律师梦彻底破产。

开学的第一天，张越就找到学校，要求退学。教务主任很耐心：“这是你自己填写的志愿，而且你写了‘服从分配’ 的。退学可以，但4年内你不得参加高考。”她只好灰头土脸地回去上课。大学毕业后，很不情愿地做了多年教师。后来去电视台做主持人，则是另外一个偶然。

最近几年，张越采访了大量农村妇女，尤其关心她们的受教育问题。采访中，她感觉到，对于大量的农村青年来说，高考几乎是他们惟一获得未来的路径：“虽然现行的高考制度很不完美，但它有存在的合理性。”

贾樟柯

中国“第六代导演”之一，北京电影学院1993级

有人告诉他想当导演就要考电影学院，而且千万别考导演系，“什么系好考你考什么”。

高考屡次落榜的经历对于贾樟柯而言，也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

这个曾经留着中分长发、大热天穿军警靴、白色套头圆领背心上画着手绘雷锋像的小混混，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中的翘楚。当年由于高考落榜而自费去山西大学学美术的他，无意中爱上了电影，立志将来要自己拍电影。连考三年，终于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1970年，贾樟柯出生于山西汾阳，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母亲是售货员。贾樟柯的数学成绩很差，直到高考前他连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都分不清。他的整个中学时代，就是写诗写过来的，和同学组成“沙派诗会”，印了三本诗集，那是他反抗压抑生活的“处女秀”般的狂欢。但也因为过度迷恋诗歌而荒废了学业，第一年高考贾樟柯惨烈地落榜了，伤透了父亲的心，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八十年代，越来越升温的高考热呀！”

1990年，贾樟柯面临着当兵或者继续考大学的选择，由于父亲的坚持，他背上行囊自费去山西大学念美术，因为那里不用考数学。拿着父亲给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共300元，贾樟柯开始了独自讨生活。

在山西大学学油画的两年，贾樟柯住在太原郊区的村民家里，隔壁有一家公路电影院，有一天贾樟柯实在无聊，买票进了影院，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一边看一边流眼泪。看完之后，发誓以后一定要当上导演。

怎样才能当上导演？贾樟柯到处问人，有人告诉他想当导演就要考电影学院，而且还跟他讲千万别考导演系，最难考，“什么系好考你考什么”。最后贾樟柯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文学系，因为报的人少。结果一考就是三年。

那时在山西太原的补习班里的同学大多一年没考上就回家了，像贾樟柯这样的考了一年又一年的很少见。家人和朋友都以为他中了邪。连渐渐失去耐心的父亲也骂他不务正业……1993年，贾樟柯终于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水木年华演唱组合。清华大学1993级

“总是梦见高考了，好多参考书还都没看呢。一急，就醒了。”

水木年华用一个词来概括高考：噩梦。

水木年华的两个成员，缪杰是北京孩子，而卢庚戌则来自辽宁营口。高考时，他们一个是北大附中的理科第二名，一个是营口的理科状元。两个从名牌高中到名牌大学的孩子，竟然这样诠释自己的高考经验，真让人吃惊。

“没有什么比高考更狠的事儿了。从小到大，为了高考这个目标，我们牺牲了多少童年该有的自由与乐趣。当然，残酷的考试才能选拔出综合素质高的人，那些心理素质稍差的人，登时便将落于马下。”

现在高考的志愿程序做了调整——先出成绩，再填写志愿，但水木年华似乎更喜欢以前的那种程序——先填志愿再高考。“艺高人才胆大”，看来，“70后”们更喜欢刺激。

高考的当口儿，父母比他们更紧张。缪杰的父亲每天早上6点准时叫他起来，父子俩一起散步。“第一天考下来，我吓得够戗。我语文成绩是最差的，那天的天儿特别闷热，后来还下起了大暴雨。我的心都凉了。我家外面有工地在施工，晚上一有响动我就失眠”。缪杰上的是实验班，里面是一水儿的人精，个个骁勇善战。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我属于芝麻开花型。从初一到高三，我从来没进过班里的前10名。‘一模’(即第一次模拟高考，考卷由中学校方组织命题)我考了624分，就有人侧目，‘二模’我考了640分，同学开始窃窃私语。等高考成绩出来，5门课我竟然考了650分，全校第二。我爸就高兴了，说要给我买吉他”。

缪杰从小喜欢音乐，中学时曾经自己攒钱，买了一个100多块钱的吉他。这回考了650分，这个分数，基本上是 “指哪打哪”的“。那天，我和父母，三个人骑了3辆车就奔琴行了。我父亲一高兴，给我买了两把，都是四、五百块钱的高级货。”

高考成绩出来后，缪杰班里同学一起去青龙潭玩：“我一高兴，就跳到潭里游泳。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刮大风，我一下去就呛了口水。心里想，我这650分来的不容易，可不能交代在这啊。”

从小，缪杰就喜欢做各种各样的梦。大学毕业以后，基本上就只做一种梦了：“总是梦见高考了，好多参考书还都没看呢。一急，就醒了。”

已经毕业7年的缪杰，做了整整7年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