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教育最早是在本世纪初产生于美国。中国新闻学教育1917年萌芽于北京大学，当时是作为选修课程。1918年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由邵飘萍主讲新闻采写。我国正式设立新闻学专业最早的大学是1920年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后于1929年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有影响的还有1924新成立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后于1949年并入北京大学；1958年北大新闻系并入人大新闻系，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立。于是现在新闻界仍有“北人大、南复旦”之说，这两所高校确实对新闻学教育起着领先和主导作用。
　　说到新闻传播的起源，有人说：“有人类的产生，就有新闻传播。”由最初的早期人类靠口语、靠手势传播“信息”（告诉伙伴哪儿有食物、哪儿有灾难），到现代的从社会的角度全方位审视、报道广大社会群体关心的方方面面，由1200多年前第一家报纸的产生到现在2053家报纸、7999家期刊的公开发行；由最初的告诉一部分人一个事实到今天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深入透视社会；由最初的新闻写作到现在的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多角度审视，新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新闻学分为应用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公共关系学。新闻传播学的实务性工作是采写编评。对一个记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新闻感觉，这也是新闻学的采写课教给学生的主要内容。采访与写作是基础，编辑和评论是新闻记者的两项基本素质。中国的新闻传播不到200年，但中国的评论历史却超过了2000年（最早可追溯至《论语》）。如果说新闻报道是对大众的间接引导，新闻评论则是对大众的直接引导，它讲究直抒胸臆，以理服人。近年来评论的大量出现更是信息业与传媒业相结合的产物。
　　所谓“历史新闻学”，包括中国新闻史与国际新闻史的研究。新闻史的研究起步较晚，1845年才出现第一部新闻史专著。中国新闻史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闻史产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时的新闻史研究处于萌芽、探索阶段，共出现了50多本新闻学专著，出现了王天鹏、林语堂、戈公振等一批代表人物。这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9年，这时候处于院系调整时期，由于历史原因，新闻教育萎缩，新闻史的研究也随着新闻教育的起伏而起伏，但仍然取得了一定发展。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的《报刊史话》。1979年至今是新闻史发展的第三阶段，新闻史研究处于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这时全国最有影响的专著是人民大学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复旦大学出版的《简明中国新闻史》。在通史研究方面也取得可喜进展，方汉奇著的《简明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开创了跨时代的研究，方汉奇教授也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权威。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新闻学将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在信息高速路上飞驰，充满机遇、挑战和众多不可知因素，从而分外显出大众传播的重要性。扩张新闻版面，是众多报业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不约而同采取的策略，更新新闻价值观念也是新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新闻信息量的大小反映于新闻传播过程”，实乃新闻价值总体水平高低的另一种说法。因为新闻价值就是新闻对社会的功用值。新闻价值高，消除不确定性的可能就大，新闻价值含量越多，新闻信息量必然也越大。作为新闻来源的事实的新闻价值是客观的，但客观的新闻价值的认识、转换，则与传播者的新闻价值观念密切相关，传播者每天要运用新闻价值观，对大量事实进行判断、筛选。因此，更新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是新闻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提高信息的加工和利用水平，从普通百姓的生活视角，普通百姓的审美趣味出发，观察生活、决定取舍、提倡“平民化”的新闻事实的选择标准、新闻作品的创作原则和叙述方式，是新闻学发展的另一方向。新闻学的发展与新闻事业的发展紧密相关，最终的发展还要落实到人——这里指的是传播者专业素质的提高，而人的素质的提高所带来的新闻学的发展，则是报业走向新世纪的通行证。
　　麦奎尔于1983年对新闻效果研究做了“强——弱——强”的划分。第一阶段（1900年—20世纪30年代）的重点在于大众媒介对舆论形成的影响，第二阶段（20世纪30年代—60年代）的注意力则转到了电影和其他媒介“积极劝服或传递信息”的作用，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80年代）的兴趣是社会变迁、社会信念、意识形态、文化模式和媒介的关系，从90年代开始的第四阶段，注意力从传播内容转到了传播形式上，即传播形式如何决定内容。因此，新闻学永远是一个与社会万象联系最紧密的学科。不论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还是传播新闻实践都将是永无止境的，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传播手段的进步而进步，随着传播理念的更新而更新。